秋分時分，喜逢國慶五十五周年前夕，北京的天晶亮亮的，踩著黃沙沙的秋葉，走進地
安門大街的一個部隊大院，正向警衛(wèi)打聽著作家莫言住哪兒，左邊窗上莫言
已伸出腦袋在叫喚我的名字。
剛從美國返京的莫言，睡眼迷蒙，時差還沒有倒過來，因為我當天要離京，他只能在夢境狀態(tài)中接待了我。
這就是莫言的家，既不豪華，也沒有我想象中的書卷氣，簡潔、樸素得如同很一般的平民百姓家。他和我面對面地坐在一張吃飯桌旁，因為小小的廳里沒有沙發(fā)。
莫言說自己是一個不善交際的人，在文壇混了二十多年，也沒有幾個可以談文學的朋友。盡管這幾年莫言在海外成了響當當?shù)牡锚剬I(yè)戶，已經出版的外文譯本有四十多種，今年正在翻譯當中即將出版的也有十幾種，但他始終躲著媒體活得很低調。今年年初“筆會”曾計劃發(fā)表一位浙江作家寫的莫言印象記，莫言知道后堅決地拒絕了，他說：“我還是用作品說話吧�！笔潞竽杂盟蜁姆绞较蛭业狼�，書的扉頁上寫道：“我內心還是怕上報，對我來說，蟄伏數(shù)年也許比頻頻露面要好許多倍，但往往身不由己，情面難卻。謝謝您那么多電話�！笨磥砦医裉斓脑L問仍然屬于莫言先生的“情面難卻”！
我喜歡像獵人那樣捕捉躲在深穴中的高人，讓真人露相。記者不就是要繞過被炒作的熱鬧喧囂，去傾聽從不張揚的智者的聲音嗎？
周：我讀過你所有的作品，越來越好奇，你那么會說故事，怎么竟取了“莫言”這個筆名？
莫：我原名叫管謨業(yè)，把當中的“謨”倒過來就是“莫言”，激勵自己少說話多做事。我是在文革壓抑年代成長起來的。母親教育我，能不說話盡量不說，言多必失。我家是中農，在夾縫中生存，一生坎坷，起了筆名有了重新開張的意思。以前痛苦的記憶太多，重新走向新的起點。
我不是一個自信的人，每寫完一個作品就誠惶誠恐，不是怕批判，而是對自己不滿意。最近我正在寫新長篇，開了個頭，依然是農村生活題材。21世紀的農村與我們當時的農村不一樣了，過去看重的階級成分已經一錢不值，現(xiàn)在的年輕農夫看重金錢、物質，對政治地位、社會地位的追求已不存在，但還是羨慕當權者，因為權職可以轉變成物質財富。而我們這一代人受到的最大的傷害不是物質，而是受教育權利的剝奪……
周：在全球化的今天，你的作品已走向世界，塑造著我們民族的新形象。讀你《檀香刑》、《四十一炮》等作品，讓人們不斷看到驚喜，就像這次奧運會奪金牌的劉翔。
莫：我的那幾本小說不可能塑造我們民族的新形象。在改變“東亞病夫”形象方面，一萬個作家加起來也比不過姚明、劉翔。
周：看你的小說，被你幽默的語言逗笑之后就想哭，我是怎么啦？翻譯你的《酒國》、《豐乳肥臀》等小說的法國文學家杜特萊先生曾經說，翻你的小說直想笑，可見你的幽默在國外也能接受。
莫：你的笑過之后哭的感覺才對。我的作品不太可能給人提供快樂，因為我寫的時候，感覺到自己時時沉浸在痛苦之中。我讀過外國作品，幾乎沒有感覺到什么歡樂，感受到激動痛苦的時候很多。文學，不是為人們提供歡樂的。塞萬提斯那部《唐·吉訶德》讓許多年輕人大笑不止，但如果上了些年紀再讀，就很難笑出來了。
周：我覺得現(xiàn)在的文學缺少真正的觀察和體驗。托爾斯泰寫作時曾搞人口調查，人間真真切切的悲苦讓他晚上邊哭邊寫，現(xiàn)在的作家缺少觀察和體驗，更缺乏想像力。
莫：這次赴美是應79歲的聶華苓邀請去愛荷華寫作中心，她已連續(xù)邀請了我三次，我知道去那兒寫不了東西，去了16天，做了兩次演講，最大的收獲是對國際寫作計劃有了一個感性的知識，對文學也有了一個很高的認識，來自各國的作家，盡管生活環(huán)境、語言不一樣，但作家共同面臨的問題是一樣的，那就是在語言夾縫里生存的困境。這樣文學才顯示出超階級、超制度、超地域、超語言的共性，這是文學的內核。即文學是語言的藝術，想像力的藝術（建筑自己的文學世界，向世人展示富有風格的人生態(tài)度），用語言的想像力來編造故事，調動人造的情節(jié)。想像力涉及心理學的問題，大腦中儲存的聯(lián)想、想像的過程也是回憶的過程，儲存得越來越豐厚，想像力才能左右逢源，出神入化，出生入死。無論想像力再豐富也是無中生有，最后還是涉及到生活積累的問題，最后還是有中生有。親身經歷的想像力是連接的通道。一個小說家能創(chuàng)造形神兼?zhèn)涞牡湫腿宋铮@才是作家根本的追求。說一千道一萬，最后讓人記住的還是你塑造的典型人物。魯迅沒有阿Q、孔乙己還是魯迅嗎？托爾斯泰等大作家都靠自己塑造的人物而活著。
周：你一輩子都在寫農民，怎么會寫不盡？
莫：我作為一個山東高密人，農民的后代，儲存的就是高粱、水稻、北方的黃�！胂窳Σ荒敲瓷衩�，是可觸可感的。現(xiàn)在的年輕人的小說和我們不一樣了，我們是饑餓的一代，他們是過剩的一代。他們是生活在高科技高信息的時代，電視、電腦、動畫、變形金剛充斥著他們的生活，留在他們頭腦中的東西與我們不一樣。人的復雜心理過程是任何計算機難以比擬的，望塵莫及。
周：我看了不少年輕人的作品，感到他們受西方觀念的沖擊后，并沒有形成自我，找到自我。
莫：有不少年輕人的作品還是很好的，單個看很不錯，但放在一起就有問題，他們的語言風格是一致的，基本上都用一種腔調說話，這是一個要命的問題。一個作家怎樣使自己的作品具有很鮮明的個性，在當今作家成群結隊涌現(xiàn)的時代顯得尤為重要，許多青年作家不愛寫對話，這也是西方作家的特點，他們不擅長中國的白描。白描是要通過對話動作把人物的性格表現(xiàn)出來。西方就直接運用意識流來刻畫心理。后者的難度其實比前者小。我認為，學習我們的古典小說就是學習寫對話，擴大點說就是學習白描的功夫。這有點像初學書法者練習正楷。
周：在你的《檀香刑》后記中，你說這部小說的創(chuàng)作過程是一次有意識的大踏步撤退。但我感到你的創(chuàng)作在逆流行大潮而上，在尋找隨時隨地在流逝的民族文化。
莫：我所說的“大踏步撤退”，實際上只是一種感覺而已，是我對那些假先鋒的反感，假民間的反感。我一向反感大詞高調。一個寫小說的，如果陷落在這些大詞的泥坑里，那徹底毀了。當然，評論家可以這么說。評論家必須玩弄概念，而寫小說的，只應該關心人物的命運、故事。我再強調一遍“大踏步的撤退”，實際上是說我試圖用自己的聲音說話，而不再跟著別人的腔調瞎哼哼。當然，這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能與西方的東西決裂，里面大段的內心獨白、時空的顛倒在中國古典小說里也是沒有的。在現(xiàn)今，信息的交流是如此的便捷，你要搞一種純粹的民族文學是不可能的。所謂的民族語言也是不存在的。
周：你的名言是：我不是為老百姓寫作，而是身為老百姓寫作。我欣賞這樣的寫作心態(tài)，更欣賞你對浮名保持著良好的心態(tài)。我發(fā)現(xiàn)你是新千年后新聞暴光率最高的作家，盡管你永遠在躲避。話劇《霸王別姬》，“熱身諾貝爾文學獎”，日本大江健三郎的擊節(jié)贊揚，到山東大學任客座教授，《今日世界文學》推薦75年來40部頂尖文學名著，你的《紅高粱》入選，獲得“華語文學傳媒年度杰出成就獎”等等，你從不炒作，而現(xiàn)今年輕人出一部小作品就四下托人寫書評，叫賣聲不絕于耳，浮躁之風毀了不少年輕人。你是怎么保持如此健康的定力的？
莫：我沒有資格張揚�！盁嵘碇Z貝爾文學獎”更是荒誕，這可不是體育比賽，還要熱身。大江健三郎對我的夸獎，只是一個作家對同行的禮儀，沒有媒體渲染的那般邪乎�！短聪阈獭窔ёu參半，有人認為是鮮花，有人認為是狗屎，都對。我有一群堅決的反對者，他們看到我的文字就反感，甚至不看到我的文字一聽到我的名字就反感，而且這些人中許多很年輕，并不僅僅是老人。這個群體對我來說很重要，這說明我的寫作觸及到某些諱莫如深的領域，我的存在讓他們很不舒服，這正是我的價值。當然也有許多知音，他們幾十年如一日地支持我。到山東大學擔任客席教授，是真正的濫竽充數(shù)，我是有自知之明的。寫了幾篇小說，浪得虛名，自己心中知道自己能吃幾碗米的干糧。至于美國那家刊物的排名，只能代表他們一家的觀點，有多少好小說遺漏了啊。真實的我一直很自卑，農民出身，知道自己的“本錢”，狂妄不起來。當然我也反感那些寫過幾篇小說就忘記自己姓什么，就自認為是偉大的作家。這些作家本身養(yǎng)尊處優(yōu)，口口聲聲說要為老百姓寫作，其實，他們哪里能體會到老百姓的心情？底層的老百姓無法不悲觀，無法不宿命。我�；乩霞遥洺Ｂ犝f村子里出現(xiàn)了仙姑看病，許多老百姓都去看。你知道一個老百姓去醫(yī)院看病的艱難嗎？你見過有些醫(yī)務人員可怕的嘴臉嗎？你知道老百姓對某些不為民作主的官員的真實看法嗎？你知道一個老百姓辛苦了一年能收入多少錢嗎？但老是悲觀、宿命也不行，為了活下去，他們發(fā)明了幽默，也就是苦中作樂。而苦難到了極端后，老百姓就要抗爭，我說的不是造反啊，是不向命運低頭的抗爭，我們那兒有一個窮人，過年時家家都接財神，他卻到大街上去喊叫，窮神啊窮神，到我家來吧，我們一起過大年！好玩的是這個窮人的生活從此發(fā)達起來。這故事中包含著很多意思。我的小說也有這種東西，而且寫不盡這些東西。
周：愛看你的小說是因為你的語言獨特，別人不可替代。
莫：對語言個性的追求是一種悲壯的奮斗。我的老師徐懷中的一句話我終生難忘，他說，從某種意義上講，作家的語言是作家的一種內分泌。一個作家的語言風格與后天的追求當然有一定關系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一個作家的語言風格與他所生長的環(huán)境和他的童年時期的經歷是密切相關的。1985年韓少功寫了《文學的“根”》、阿城寫了《文化的制約》，實際上就是一種反思和覺醒。那時我也意識到一味地學習西方是不行的，一個作家要想成功，還是要從民間、從民族文化里吸收營養(yǎng)，創(chuàng)作出有中國氣派的作品。
周：為什么中國缺少像托爾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的作家？
莫：多半是因為我們缺乏憐憫意識和懺悔意識。我們在掩蓋靈魂深處的許多東西。20世紀80年代一批年輕作家的自嘲式寫作，敢于自己踐踏自己，當時也讓人覺得痛快淋漓。其實這僅僅是對流行話語的一種反動，對權威的一種消極反抗，也可以說是一種高級無賴。我覺得，我還是一個充滿血性的農民，在小說里有強烈的干預意識。我這種現(xiàn)實意識與農民、下層人、與老百姓息息相關，正義感很強烈，所以我說自己是作為一個老百姓在寫作，而不是為老百姓在寫作，這是一個重要的文藝觀，但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。我寫小說已經入迷了，寫小說就像過大年，每天寫每天過大年。我覺得年是兒童的節(jié)日，現(xiàn)在的年也不如過去的年了，因為有了電，把兒童的想像力扼殺了許多。我永遠是正在成長的兒童。
周：你相信命運嗎？
莫：這非常奧妙，許多科學家、藝術家最后都相信了宗教。一個作家應該向生活投降，不能躺在過去的記憶里故步自封，還要敞開心扉接受新生活、新命運的挑戰(zhàn)。腦子永遠繃緊寫小說這根弦，那根神經永遠處于興奮狀態(tài)。對生活保持一種警覺，像是一頭隨時準備捕捉獵物的金錢豹。好的作家是無師自通的心理學家�！蹲锱c罰》完全是一部犯罪的心理教材。
周：你還沒有回答我是否有命運的問題。
莫：這問題太玄妙，你應該去采訪黑格爾。生活中完全相信命運那是墮落。上帝是鼓勵人們去抗爭命運的。貝多芬就是不屈服命運的斗士。
莫言一旦沉浸在敘述中，就有一種超乎尋常的狀態(tài)。他對我說，時差盡管沒有倒過來，與你這么一對話人倒是醒了。莫言的妻子端上玉米餅子和水餃、羊肝等家常飯招待我吃午飯。那玉米餅真香，莫言三口兩口就吃完了，我問憨厚淳樸的莫言妻子，這餅怎么做的？她說是用玉米面和著黃豆面烘出來的，莫言從小愛吃這個。我要了兩個玉米餅子準備當晚飯，莫言妻子說給你背上一點新鮮的玉米面吧，我說不了，我還得趕路去看剛動完手術的王昆，她住在十里河村的一個村委會對面，很遠，我不認路。莫言幫我看北京地圖，沒找到，我打電話給王昆問路怎么走，我說莫言在地圖上沒找到，王昆扔出一句：莫言是文人！他不認路只認字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