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上個世紀80年代起，一個又一個躁動的身影，告別“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”的生活模式，義無反顧地闖進陌生的城鎮(zhèn)，匯聚成讓人嘆為觀止的億萬農民工大軍。他們以打工者的身份吃苦受累，高強度地勞動，支撐起經濟的快速發(fā)展；他們建設城市，創(chuàng)造財富，提供稅收，已成為我們實現城市化、工業(yè)化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中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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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，他們中許多人已青春不再，靠打工那點收入又不足以在城里置業(yè)安家，“打道回農村”差不多成為他們必然的歸宿。“農民工40現象”集中反映了工業(yè)化對農村勞動力資源的掠奪性使用�！坝弥火B(yǎng)之”，農村又怎么可能無限制地成為城市勞動力資源的“蓄水池”？長此以往，將背離了社會發(fā)展的宗旨，同時還有可能制造新的社會不穩(wěn)定因素。因此，這些農民工的培訓、就業(yè)和社會保障更應引起全社會的重視。
中年農民工被城市“嫌棄”
8月14日，記者來到位于北京市虎坊橋附近的宣武區(qū)職業(yè)介紹服務中心。從中午一直到下午5點，記者觀察發(fā)現，年輕力壯的農民工最受用工者青睞，一批批不斷被招走。而年紀稍大些的則明顯不受歡迎，遲遲找不到雇主。今年42歲、老家湖南的張大亮，等了4天也沒找到合適的工作。他對記者說：“外出打工就趁年輕，稍微上個年紀，到哪兒都沒人稀罕！”47歲的瓦工王東方告訴記者：“盡管有些手藝，找工作也是一年難似一年！”
不僅僅是張大亮和王東方。在各地的大中城市里，許多打工多年、人到中年的農民工正切實感受著被城市“嫌棄”的滋味。他們雖然工作更熟練、對城市更熟悉，但在體力和精力開始走下坡路的情況下，正被一批批新下火車、源源不絕趕來的年輕勞力所替代。
記者在一些地方的勞動力市場了解到，很多用人單位在招收農民工時，一般都明文要求年齡在40歲或者35歲以下，一些服務行業(yè)甚至要求25歲以下。而中年農民工之所以會被企業(yè)淘汰，主要原因在于體力的下降。京郊某倉庫招收民工30名，年齡限制在35歲以下。負責招工的翟先生告訴記者：“工人主要干裝卸的活，年紀大的怕扛不住�！倍患冶环䦶S只招收25歲以下的工人。招工者說：“我們需要常年夜里加班，干的也是精細活，年紀大的精神不好，手頭也不活，基本就沒法用。”
返鄉(xiāng)農民工與農村“不合拍”
記者了解到，很多農民工中間流傳著這樣一句口頭禪：“20定出山，40必收山�！敝v的是年輕村民必定外出打工，到了中年必然回家。但是，離開城市，“收山”回家的農民工很多又遇到了新的難題：很多人不會干農活，他們或者從零學起，或者成為農村閑人。
多年來，許許多多十八九歲甚至十五六歲的農村孩子，初中畢業(yè)離開校園后就來到城市，走進工廠、工地、車間。由于基本上與土地“斷絕”了關系，依靠工資生活，他們在實質上已經轉化成為產業(yè)工人的一部分。而這些產業(yè)工人在城市奉獻了青春回到農村老家后，種種不適應必然不可避免。
記者在河南農村采訪時了解到，外出打工的年輕人回家休假的時候，一般都不會操持農活。一是因為他們大部分是離開學校直接進入城市，根本沒有進行過農業(yè)生產的訓練。二是因為他們往往是家庭的收入來源，比較受寵，所以家長也很少要求他們再去干農活。這樣，當地農村對打工者有這樣一種略含貶義的說法：“在外當孫，回家作爺。”
改革開放20多年來，一批批從農村到城市的打工者很多已經青春不再，而他們在無奈中回家以后，也很難適應農村的生活方式和農業(yè)勞作。在河南省魯山縣金章村，一名姓杜的村干部告訴記者，在他們村，打多年工又回到家中，年齡三四十歲的人很多。這些人大致可分成三類。第一種：就是用打工的積蓄做些小本生意，或者買輛農用車搞些運輸；第二種：不會干農活，也找不到好的生意門路，只好在家?guī)Ш⒆�、打打牌，主要依靠多年的積蓄維持生活；第三種：回到農村突然失去了定位，不知道該干什么能干什么，沉溺與打牌、賭博，將積蓄揮霍完了事。這位村干部總結說，打工回來的明顯跟農村不合拍，講究吃穿，不愿下田，半個勞動力也比不上。
企業(yè)對農民工“用而不養(yǎng)”
2004年4月，某科研單位的一份抽樣調查顯示：進城農民工以青壯年勞動力為主體，年齡從15歲到64歲不等，占90%的人為44歲以下，其中15-29歲者占到了一半(51.5%)。按說，40來歲正是壯年，農民工卻為何紛紛離去？
記者在調查后發(fā)現，農民工之所以在40歲以后干不下去，主要是因為體力透支，同時沒有其他資本可供出賣。導致農民工只有體力可供出賣的原因，是農民工普遍文化素質不高、技術技能缺乏。而造成這種現狀的根源，則是企業(yè)對農民工“用”而不“養(yǎng)”，從不提供培訓和提高的機會，造成他們技能老化、無法與年輕人競爭。
有關專家也指出，之所以產生農民工的“40歲現象”，其實是一些企業(yè)處于控制成本的需要，最大限度地壓低用于農民工的各種支出。大部分農民工無法獲得培訓機會，日復一日、年復一年從事低水平重復勞動，在被透支了體力之后，由于文化水平不高，技能不夠，到40歲左右時由于又被企業(yè)嫌棄，無奈之中只好告別城市。
有識之士認為，這些40歲左右，在城市工作超過10年的農民工，有一定的技術和經驗，是企業(yè)的寶貴財富，不該讓他們回流到農村，而應采取有效措施，加大對他們的培訓工作。
城市對農民工“取而不予”
針對農民工40歲后大量返流農村的現象，有專家認為，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城市沒有給農民工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，導致農民工病無所醫(yī)、貧無所助、老無所養(yǎng)，被迫返回家鄉(xiāng)，去尋求最原始的家庭保障。
北京工業(yè)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講師楊桂宏認為，農民工是社會上的弱勢群體，社會保障不論從哪種理論來講，都應該覆蓋這一群體，但事實恰恰相反。而農民工社會保障的缺失，最直接的深層原因就是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二元社會保障體制。眼下盡管全國很多地方進行了戶籍制度改革，但并沒有形成讓農民工在城市生活下來的制度引導，也沒有真正改變原來以戶籍為基礎二元社會保障體制，自然也就解決不了農民工社會保障缺失的傳統(tǒng)體制方面的原因。
知名國情專家胡鞍鋼教授認為，眼下全國約有1.3億農民外出務工，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(guī)模的人口遷移活動，但相對于中國8億農村人口、5億農村勞動力來說，這一遷移過程僅僅是個開始，還將延續(xù)到2030年甚至更長時間。他說。上世紀50年代建立的城鄉(xiāng)兩種不同身份居民的制度安排，讓農民工處在一個“既不著(農)村，也不著城(市)”的環(huán)境里。他呼吁城市不僅要善待農民工，關鍵還要使他們參與工業(yè)化、城市化進程并分享成果。
中央黨校“三農”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張虎林向記者評論，農民工參與城市的建設和生產，是城市運轉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，卻被隔離在城市社會保障之外，這種取而不予的做法，本身是對農民工合法權利的剝奪。他從統(tǒng)籌城鄉(xiāng)發(fā)展的角度分析，農民工回流農村，是一股逆潮流，不利于“三農”問題的解決和經濟社會的發(fā)展。作為企業(yè)，應該糾正這種短視行為，作為政府和有關部門，應該出臺相應的政策和措施，引導城市能夠留住這些曾經奉獻了青春的外來工。
40歲，對于城市中的企業(yè)精英們來說，這正是他們走向事業(yè)巔峰的年齡。但是，對于許多民工而言，40歲卻意味著他們在城鎮(zhèn)打工生涯的終結。
農民工社保養(yǎng)老險參保率僅15%
據一份最新調研顯示，目前我國農民工參保率普遍偏低———在“五大社會保險”中，除工傷保險已有相當數量的農民工參加外，養(yǎng)老保險的總體參保率僅為15%，醫(yī)療保險的平均參保率為10%左右，失業(yè)保險、生育保險，目前仍與絕大多數農民工無緣。
目前，全國外出務工的農民工總量規(guī)模巨大。據統(tǒng)計，到今年5月，我國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約為1.2億人，進城農民工約為1億人，跨省流動就業(yè)的農民工約為6000萬。
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課題組專家近日完成的《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》調研報告尖銳地指出，“農民工就業(yè)不穩(wěn)定導致參保困難，農民工、用人單位和地方政府各有顧慮”，“社保制度門檻高、轉移難，導致農民工權益難以保障”，是目前農民工社會保障存在的兩個主要問題。由于現行的養(yǎng)老保險制度規(guī)定按月享受基本養(yǎng)老金的最低繳費年限為15年，而農民工流動頻繁，如果不能實現轉移接續(xù)，多數農民工參保很難達到該年限標準。有的地方還規(guī)定退休前5年必須到該地參保，這實際上把農民工的養(yǎng)老問題排除在外。
作者：本報記者 王海
